“今年出現的限電，與2008年和2012年的用電緊張類型非常一致，是疫情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部影響，疊加國內體制機制問題導致。”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兼職教授吳疆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作出上述表示。

 

吳疆具有11年電網公司、8年發電集團、8年國家電監會從業經驗，2013年開始在人大經濟學院兼職教授，在中國電荒應對、電力體制改革等領域均有專著與大量論述。

 

今年8月下旬以來，國內多地出現限電現象，云南、浙江、江蘇、廣東、遼寧、重慶、內蒙古、河南等20個?。▍^、市）出臺了限產限電措施。

 

電力業內多認為，這是受電力需求增幅大，煤炭資源緊缺，煤價高企、煤電企業虧損，疊加個別地方“能耗雙控”影響導致。

 

吳疆認為，煤炭產能產量方面的缺口，并不足以解釋今年創紀錄的煤炭高價。本輪用電緊張有非常鮮明的暴利特性，已經脫離了成本和供需關系。

 

今年動力煤價格接連攀漲，秦皇島5500大卡動力煤市場價從2020年的平均577元/噸躍升到10月時的超2000元/噸。

 

2016-2020年，全國煤炭生產量從24.1億噸提高至27.6億噸，累計增長14.5%。同期，全國火電用煤消費量增速幾乎持平，產用銜接匹配良好。

 

吳疆表示，7-8月是傳統的“迎峰度夏”用電高峰，國內平均月火力發電量達5204億千瓦時，尚未出現限電；9-10月平均月火力發電量4348億千瓦時，為用煤低谷期，卻出現大面積的用電緊張現象。

 

10月8日國常會之后，全國煤炭日產量已迅速提高，從9月的1040萬噸提高到10月創紀錄的1200萬噸以上。

 

吳疆認為，低谷期如此創紀錄的量價齊飛，證明煤炭產能與供需缺口均非真正原因，利益驅動才是用電緊張的根本原因。

 

市場化背景下，煤炭供需缺口時段性小規模存在是正常的，絕不會引發如此巨大的漲價幅度；今年世界范圍金融危機引發一次能源價格普漲，中國國內煤價找到了哄抬價格謀取暴利的借口，從起步時間、到漲價幅度，從過頂時間、到下降幅度，均與歐洲三港等國際典型煤價高度隨動、亦步亦趨。

 

2017年至2020年，中國煤炭行業平均利潤約為2725億元，今年預期利潤達5000-6000億元，比正常年份超出約3000億元。

 

吳疆提出，本輪限電較此前相比，形式更加嚴峻。

 

“2008年，煤炭行業市場分散，大量資源集中在私人煤老板手里。目前國企控制的煤產量占比在80%以上，地方國有煤炭企業擁有遠比私人煤老板更強大的資源控制力與價格話語權，國資國企高度控盤的領域，不應出現暴利溢價。”吳疆稱。

 

發電企業在2008-2012用電緊張周期的虧損并未得到彌補，又連續數年配合壓減企業用電成本、自身財務狀況已極其脆弱，目前已再無力承受虧損，多家電廠已出現銀行斷貸。

 

再次，隨著“雙碳”發展，煤電機組小時數持續下降、投資回報微薄、融資日益困難，面對進一步規模壓減、淪為調峰應急電源的前景，不僅發電企業失去投資動力，煤炭企業同樣存在謹慎投資、短期暴利的心理。

 

“如果相關體制機制問題不設法解決，用電緊張的情況勢必長期起伏延宕，乃至可能出現‘可控電力短缺’的新型用電緊張、煤-電陷入又短缺又昂貴的窘境。”吳疆稱。

 

短期：煤價應重回2020年水平

吳疆表示，當國際市場劇烈變動導致出現大幅資源溢價時，中央政府應依據憲法第九條，控制這筆屬于全體人民的財富。

 

《憲法》第九條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在煤炭-電力領域，對于日常普通的市場波動，有必要堅持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傳導正確的供需信號。但在此類國際金融危機-能源危機的情景之下，相當于進入了市場失靈的異常狀態，必須從政治高度、快速控制局面”。

 

吳疆認為，政府是市場的一部分，政府要給市場保駕護航，不能放任市場失靈。

 

目前，有關部門已出臺多項應對用電緊張的措施，包括煤炭增產增供、適度提高電價等。隨著措施逐步落實，電煤價格已經腰斬。

 

據界面新聞了解，日前沿海港口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降至1090元/噸左右，較此前2600元/噸的高點，已縮水了約六成。

 

11月初，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均表示，保供電取得階段性成效，電網安全穩定運行供需恢復常態。

 

國家電網也同時指出，隨著迎峰度冬臨近，用電高峰期、冬季供暖期、水電枯水期三期疊加，今冬明春全網呈現“總體緊平衡、局部有缺口”的局面，電力保供大戰大考還在繼續。

 

吳疆認為，只有堅決繼續降煤價才是直接有效應對用電緊張的策略。目前1000元/噸左右的電煤價格，仍不利于持久緩解用電緊張。

 

“短期內，應對今年用電緊張的最直接方法是，讓煤價回歸2020年。”吳疆稱。

 

吳疆解釋稱，如果煤價停留在1000元/噸而不再針對性壓降，相較于2020年年均煤價577元/噸，火電度電成本增加了0.13元。

 

目前國家出臺的 “上網電價上浮20%”政策，僅相當于抵消成本0.07元/千瓦時，“中間這0.06元/千瓦時的缺口，對于已被銀行斷貸的發電企業而言，依然無法承受。”

 

吳疆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2020年，國內平均煤價591元/噸、煤炭行業總利潤10900億元。其中，2020年煤炭行業總利潤2223億元。

 

“500-600元/噸是煤-電產業長期均衡點。應對用電緊張，更合理更簡捷更有效的對策，即作為政治任務要求煤炭國企將煤價直接回歸2020年水平，并對長協煤加強監管、強化履約。”吳疆稱。

 

他認為，應明確提出“煤價回歸2020年水平”、“保持動力煤價格長期穩定”的核心目標，要求有關產煤省區、有關煤炭國企快速落實，確保今冬明春供電供暖。

 

吳疆解釋稱，根據《價格法》第三十條，當重要商品和服務價格顯著上漲或者有可能顯著上漲，各級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多種干預措施”；根據第三十一條，當市場價格總水平出現劇烈波動等異常狀態時，國務院可以采取多種緊急措施。特別是《價格法》第二十六條明確了“穩定市場價格總水平是國家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

 

“因此，對于本次煤價異常引發大面積限電限產，有關部門是有權力、有手段、更有責任直接針對煤炭價格發力的。”吳疆稱。

 

同時，還需輔以配套措施。

 

一是進一步釋放煤炭產能，保障鐵路與港口運力；二是大力清理中間加價，制止囤煤抬價。

 

三是查處涉煤虛假信息宣傳，抑制市場炒作；四是依據憲法第九條，由中央政府收取暴利稅或特別收益金，增加下游補貼財力，消除涉煤主體對資源溢價的覬覦。

 

五是對資金周轉困難的火電廠，提供應急無息貸款；六是科學安排發電、供熱機組合理檢修，提高運行水平，避免株洲事故重演。

 

七是在國際市場煤價過高期間，通過進出口管制措施限制煤炭出口，優先穩定國內市場。

 

八是在“煤價回歸2020年水平”的前提下，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上網電價上?。痪攀窃谏暇W電價上浮情況下，避免行政干預企業間合同行為。

 

十是進一步完善有序用電管理，糾正以“能源雙控”名義拉閘限電，杜絕以事故拉路的方式執行限電；十一是避免對“高耗能產業”一刀切停電，堅持鼓勵技術進步、保持產業鏈戰略控制。

 

長期：深化改革，充分認識煤炭兜底價值

短期應急靠行政，深化應對靠改革。吳疆提出，應對用電緊張，既需要短期應急之計，更需要長期應對之策，“應該充分認識煤炭的三個兜底價值”。

 

三個兜底價值分別為對中國能源的兜底價值；在以新能源為主的新型電力系統構建中，煤電裝機的兜底價值；以及煤炭-煤電國有企業在國家宏觀治理中的兜底價值。

 

吳疆因此提出十大長期具體深化應對措施。

 

一是在非國際危機的正常情況，堅持煤價-電價聯動，向終端消費者合理傳導波動信號。

 

二是完善煤-電長協機制，強化政府指導價+正負浮動監測預警，同時考核煤-電雙向履約率。

 

三是依據憲法第九條，對煤炭等領域出現的資源溢價，收取暴利稅或特別收益金，逐步完善升級價格-稅收-補貼-監管的宏觀調控組合拳。

 

四是在儲能技術無實質性進步的歷史階段，建立煤電機組的容量補償機制，為高比例新能源提供切實支撐。

 

五是對低小時數運行的煤電企業，提供長期無息或低息政策性貸款。

 

六是對煤電企業調整經營考核方式，確保職工維持行業平均收入水平。

 

七是充分研究第二個百年目標所指向的經濟社會模式特別是產業模式，對于能耗、電耗、能源電力發展曲線的要求，做好長期供應規劃。

 

八是以充分多樣性+適度本土化+產業鏈控制+大規模儲備來支撐國家能源安全，提升油氣儲備目標，建立煤炭儲備體系。

 

九是長期堅守安全-經濟-環保（低碳）三者兼顧的政策目標體系，在保障經濟發展與人民福利的前提之下實現雙碳，推進全球人類碳排放權的倫理演進。

 

十是在盡量維持門類齊全、產業鏈控制力的基礎上，以能效為抓手切實推進技術進步，以電力能源高可靠性來支撐營商環境競爭力。

 

吳疆還提出，國資國企面臨經營業績的考核壓力，發電企業在上一輪用電緊張時，家底已經被掏空了，導致發電企業虧本經營的意愿極低。同時，煤炭國有企業也面臨著考核機制，要求利潤越多越好。

 

他提出一個設想，可以調整國家對部分國企的評價考核方式，讓部分煤炭企業和火電企業成為兜底型企業，在保證銀行還貸、職工收入維持平均水平的前提之下，不再強調經濟回報，而是更多服務于系統平衡。

 

“煤炭-煤電注定是市場經濟體系中高度管制的特殊領域”，據他估算，近年來煤電產業資產利潤率僅2%左右，煤炭產業也僅4%左右，“2008-2012年用電緊張周期，私人煤老板向全國人民豪奪1萬億元規模的資源溢價，這一歷史不應該再重演”。